换句话说，就同时提供汽车和驾驶人员、按约定起点终点和线路运输而言，私家车主提供的网约车，与传统的出租车和传统的包车，均有共性——整体比较而言（如表一所示），甚至可以说与传统的包车相似度更高。

需要指出的是，立改废释虽然并举为立法方式，《立法法》也将法律解释为题，列为第二章法律的第四节予以专门规定。[[16]] 香港1997回归在法理上意味着香港法律制度的根本规范（basic norm、Grundnorm德）的改变和移转。

特区法院对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所有条款均享有的解释权，而且均来自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的授权，第158条第2款和第3款只是区分了自治条款和其他条款两种情形，采用了不同的授权方式，并规定了不同的限制条件。一、基本法解释所处的中国法律解释制度框架 基本法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基本法律，只有在一国的法律解释制度、乃至一国宪法制度的视野中，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由此形成了全国性法律的三类有权解释结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5] 管金伦：《法官的法解释》，载于陈金钊等编：《法律方法》（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以下。然而，在不同类别的条款上，两者的共享方式及其所设置条件是不一样的：在自治范围之内条款上，香港法院可以自行解释，没有专门设置条件。

第二，对于自治条款的解释授权规定，是没有附加专门限制条件的授权。从四次人大释法的社会反响来看, 香港特区各界反对或质疑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小，香港社会各界在基本法解释实践中逐渐接受和适应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1]梳理行政法中合法预期保护理论研究脉络,探求行政法治建设中合法预期保护的实践发展进程,以便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有效实现行政法中合法预期保护理念的焦点问题,进而推动行政法治建设中合法预期保护的实践进程。

笔者认为,该条规定虽然距离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毕竟在行政法上更好地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11] 虽然目前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其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无论就概念的中文表达,还是其实质内涵,笔者均倾向于余凌云教授基于信、达、雅的选词标准而选择的合法预期之表达。[6] 莫于川:《论行政指导的立法约束》，《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必须强调的是,相对人必须基于信任行政机关的行为而实施了相应行为这一要件,否则,预期利益就是臆断利益。

2004年实施的我国《行政许可法》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45] 陈海萍:《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艰辛探索——以法律文本为对象的初步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15]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如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之规定。作为现代行政法中有效规制行政行为,保障相对人合法预期利益,促进行政的理性化,进而维系民众对政府信赖的一项重要原则,合法预期保护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引发行政相对人合法预期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基于信任行政机关的行为而实施了相应行为;预期的内容合理;预期内容合法。程序性保护方式则是每一行为均不可缺少的,合法预期保护要求行政机关如果是认真对待行政相对人合法预期的话就必须开启程序性保护的大门,以便给予其听证等正当程序的机会。

虽然迄今为止,它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其走向尚难完全预测,但是,系统性梳理的时机早已成熟。这一方面涉及行政行为及其所承担的职责,另一方面涉及行政相对人有权期待的内容。如此,行政相对人方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活动,社会才得以和谐稳定。因此,无论是发展现代行政法学理论,还是健全现代行政法治,研究并借鉴域外合法期待保护理论,都显得十分必要。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也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从新的高度进一步丰富了法治政府的内涵。通过法院以司法判决形式撤销行政行为,并达到保护相对人的预期利益,这是最直接的路径。

第一,当事人之所以自愿地实施作为或不作为,损失掉本属于自己拥有的利益,目的在于以牺牲较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所需利益——预期利益,因为预期利益以大于信赖利益为惯例。具体而言,这里的技术路径就是指合法预期保护的方式。

[16] 张兴祥:《行政法合法预期原则保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第9-10页。因此,期待的正当或者说合理是其内在的实质要求,合法则是其外在的形式要求。作者简介：黄学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政法学院兼职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后不难发现,合法预期保护不需要有现实损失的发生,只需要有合法预期利益的存在。产生程序性质的合法预期情景是指虽没有上位法的明确规定,但行政机关为了实现某个行政管理要求,在实践中运用裁量权明确表示在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中将采取某种程序,或有权代表行政机关的某官员在公众场合曾表示会遵循一定程序,或虽未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对该领域进行调整,然而行政机关在该法秩序内一直实施着某个程序,此时对相对人而言,其有权预期行政机关将在未来遵循上述程序,那么,当发生规范性文件变更时,行政机关须考虑相对人的程序预期并予以保护。实体性的预期内容是指申请人预期行政许可机关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其二,相对人预期的内容必须是合法的,违法的预期是不可能得到司法保护的。[17] 赵雷:《保护合法预期是行政法治的要求》，《检察日报》2007年7月12日。

然而,并不是所有合法期待保护中都会出现这三种方式。英国法对合法预期的保护主要侧重在程序方面,实体性保护只是近些年的事,并且举步维艰。

如前所述,当有比行政相对人的预期利益更重大的公共利益需要维护时,行政决定的作出者就有合法的理由对原有决定作出调整,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所以,合法预期定会成为我国行政法学新的知识增长点,也将开阔我国研究者的视野,为救济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如此规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了保护法的安定性和相对人的信赖,二是对行政机关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做出一种制裁。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再次强调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法治政府目标。[14] 基于上述梳理,显而易见的是,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从概念上来讲,应当是一个包含了信赖保护等下位概念的基本范畴。真正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主体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一种明示的方式进行,以便行政相对人可以清晰地预知可见的未来。

而引入合法预期却能改善程序保护,促进公正判决。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此文中出现的中译文并不是合法预期, 而是合理期待, 这是对原文legitimate expectation的译法以及法律上理解不同所致。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再次强调指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5] 同前注[1],余凌云文。对于一个已经取得的权利,但却带有先天的不足和瑕疵,是否能够产生合法预期,并要求法院保护这样的问题,英国法与荷兰法、德国法、日本法在认识上以及处理上也不尽相同。

从概念术语的起源看,合法预期是分别在英国和大陆法系国家生成的。在这种情形下的保护方式应为补偿性(赔偿性)保护。可以充分运用行政法法源形式多样性的特点,通过规范性文件、地方立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等形式,一方面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保护提供法律支撑,另一方面为最终确立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积累立法经验。行政法中的合法预期保护,其本质内涵在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利益,并不是绝对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预期利益能够以原样态实现。

美国学者富勒在其名作《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对信赖利益的说明,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信赖利益与预期利益的区别。为了科学地确立起我国行政法学中的合法预期保护理论,进而指导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清晰地辨析其与信赖保护之间的关联殊为必要。

当下,我国学者们对合法预期保护与信赖保护的发源地、适用的范围等还存在一定分歧。申请人对不予许可决定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据张兴祥博士考察,legitimate expectation一词的中文译名分别有合法期待、[4]合法预期、[5]正当预期、[6]正当期望、[7]正当期待[8]等。[13] 综合西方国家有关文献来看,合法预期保护原则虽已开始作为司法审查的一个独立依据,但在对其内涵的认识以及具体规则的建构上尚有很多争议。